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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实，课外师资有望成为体育课后服务的重要供给渠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静 编辑覃柳笛
2024年3月，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一年级女生篮球社团上课在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第九小学，校长侯明飞在屋顶装上吊环，把墙体变成攀岩墙，将1400多个轮胎放在校园里给学生当玩具，独轮车骑行更是人人都会；在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平乐镇张盘小学，校长宋海波用废弃轮胎自制训练器材，组建了一支农村女足队，乡村女孩的人生，因为体育有了另一种可能……近些年，来自全国各地、不拘一格的校长们，正在学校发起体育教育创新尝试。早在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就明确提出，综合利用公共体育设施，将开展体育活动作为解决中小学课后“三点半”问题的有效途径和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重要依托。2021年“双减”政策发布后，各地中小学全面开展课后服务。体育课后服务作为我国中小学体育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被多个政策文件关注，明确支持学校全覆盖、高质量开展体育课后服务。“中小学体育课后服务的有效开展，对进一步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增强中小学生的体魄，提升其身心健康水平能发挥有效作用。综观当前中小学体育课后服务开展现状，仍有诸多问题尚待得以解决，体育课后服务供给不足的同时，社会上大量闲置体育师资资源未能进入校园，直接影响到学校体育课后服务的质量以及学生的全面发展。”北京师范大学首都高端智库副教授张佰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校园体育需提升体育锻炼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除可增强身体素质、提升免疫力、预防疾病，还可对青少年情绪调节和心理压力释放、自信心培养、社交互动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大脑在运动后会产生一种名为内啡肽的物质，在内啡肽的激发下，人的身心会处于轻松愉悦的状态中。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与其下大力气解决学生心理问题，不如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给足时间和空间，满足儿童身体发育需要的充足锻炼需求。然而现实中，中国中小学生在校体育活动的开展还有很多需要提升的部分。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李佑发教授团队一直在做中小学生体育与健康方面的教育质量监测，监测样本包括20万中小学生、6000余名中小学校校长及相关学校教师，为中小学教育质量提升提供参考。监测数据表明，我国中小学生近视问题越来越严重，小学四年级学生视力不良率在2015年为36.5%，近几年来一直在升高。“肥胖率也在逐年攀升，部分体能指标达标率下降；睡眠时间不充足，睡眠质量不高；学生日常自主锻炼习惯养成比例不高；锻炼的频次、时间和强度还不够。”李佑发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解决这些问题，除保证正常的体育课、大课间时长外，学校课后服务增加体育比重也是重要途径。”2023 年12月，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课后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强调“适当增加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明确各地要对区域内课后服务实施情况进行全面排查，调整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并于 2024 年春季学期起正式实施。张佰明团队经过调研发现，“双减”政策实施后学校开展体育课后服务的师资，更多来自校内挖潜。学校体育老师无论从数量供给还是动力积极性上，都难以满足体育课后服务高质量开展的要求。相较而言，课外师资具有人员多元化、活动组织灵活、训练方法有针对性等优势。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实，课外师资有望成为体育课后服务的重要供给渠道。多元探索不过，张佰明团队调研发现，“学校在寻找校外师资上缺乏有效的供需对接渠道，选择适配师资需花费较高时间成本。另外，校外师资缺乏入校教学培训环节，存在教培能力良莠不齐的现象，难以确保教学效果及教学安全性”。如何解决此类难题，目前各地已有相关实践并取得一定成效。在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以下简称“北师大实验小学”）校长吴建民的推动下，每到下午4点，北师大实验小学就成为一片沸腾的海洋——篮球、足球、啦啦操……不同项目有序开展，孩子们个个汗流浃背。接受记者采访时，北师大实验小学体育组组长秦亚鹏的嗓子有些沙哑。“已带队参加了三轮区级联赛，校级联赛又刚开始，喊哑了。”秦亚鹏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在吴建民的带领下，除了语文，体育已成为这所学校的第二学科。每学年开始，校长都会带领全体教师做体育年度计划，以年为周期策划校内体育赛事，形成评价标准，对各班的参与度进行考核。“每个学生每日在校体育活动时长都能达到1.5个小时以上。”秦亚鹏说，“课后服务也是以体育活动为主。足球和篮球社团一周能保证至少2次训练，每次2小时。承担学校打比赛任务的比赛队，一周至少训练3-4次。”为补充校内师资力量，北师大实验小学引入了校外培训俱乐部的教练员。秦亚鹏每天在课后服务时间段的主要工作，就是“巡视”这些校外教练员的教学状态、水平和方法，研究是否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后续会和本人或者俱乐部负责人沟通。“校外教练员来校内任教，我们要严格审核俱乐部和教练员的专业资质以及个人信息，并且给他们做基础培训。作为教练员，他们的专业水平都很高，掌握优秀的训练方法并取得过卓越的带队成绩，但教学方法和带队训练是不一样的。进入学校后，由于要面向全体学生进行授课，需要适当降低训练难度，把教学进度拉长，把本来难度较高的授课内容有层次地分配在2-3个教学单元中。此外，与学生沟通的语调语气、教学方法也要作相应调整。”据秦亚鹏介绍，目前学校已形成了一套对引入的校外培训资源的监管评价机制。山东莱阳也建立了非学科类校外第三方培训机构遴选引入机制。2022年3月起，莱阳市高标准引入非学科类第三方机构优质课程资源，为学生提供订单式课后服务，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让课后服务有“温度”“热度”。在莱阳市西关小学的操场上，一群正在踢足球的学生精神焕发。“学校成立课后服务足球俱乐部，聘请第三方机构的足球教练对孩子们进行专业训练，并且每学年举办一次‘校长杯’足球赛，现已成为学校的亮点。”西关小学体育教师王学广说。莱阳市教育和体育局总督学赵海燕介绍，在完善相关培训机构资质要求、严格入校门槛方面，明确设置了办学资质、师资力量、课程设置、信用信誉、资金监管等7项标准。建立平台，对接供需针对引入专项体育协会会员、专业体校运动员、体育俱乐部教练员、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院校在校生、高校体育特长生、退役运动员等校外师资的保障机制难题，张佰明团队设计出了一套解决方案。“校内需求大，校外资源丰富，要打通阻隔，核心环节是建立一个‘中小学体育课后服务供需对接平台’。”张佰明说。“建立一个类似‘滴滴打车’的平台，社会上有专业能力的教练员上传自己的职业认定证书到人才库；地方教委建立资质审查机制。学校像‘点菜’一样，给合适的教练员发送申请，教练员与学校进行双向选择。课后服务结束后，由学校、家长对师资的教学能力、水平、效果、师德等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进入个人在线档案并提供查询服务，为后续学校选聘及确定课酬标准提供参考。”张佰明说，“对于评价不高的聘任人员，将限制其被系统推荐的机会，直至取消进入人才库的资格；对于那些受到好评的人员，将其纳入重点推荐名单，并在课酬待遇上动态上调。”张佰明说：“我们在做调研时，发现学校的体育组长很欢迎这种方式，不仅可以给他们减负，还能解决整个链条的监管问题。”资金问题也很重要。浙江湖州思进小学校长郑旭表示到：“目前缺乏用于校园体育发展的专项资金，需要依赖学校大的资金池或向社会募集。”记者在体育培训机构调研时发现，目前，校外培训机构不愿进校园的原因主要有“要求多、限制多、课费低、成效不显著”等。但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杜晓红认为，校外体育师资参与校内课后服务教育教学工作，本身应具有半公益和志愿服务性质。“60岁的退休教练员身体状态还非常好，对体育充满热情，且自己有退休金。他们有发挥余热、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这应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杜晓红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国外义工文化已有较长发展历史，我国也到了这个阶段，体育学院在校学生拥有一份志愿服务证书，对自己今后的求职也有帮助。”据秦亚鹏介绍，北师大实验小学就有一位退休体育教师接受返聘，参与低年级课后体育教学。“他的状态和授课效果，不比在职的年轻教师差。”在张佰明团队的解决方案中，岗前培训可由专业体育院校、高校体育系的教研人员来做，成立体育课后服务从业人员岗前培训班，分专业进行系统的教学方法培训及师德师风教育，为通过考核人员发放校园体育服务资格证，严格执行体育课后服务人员持证上岗制度。“无论是退休的二级运动员还是在校学生、业余爱好者，都可以整合进来提供课后服务，将人员按照不同类型、不同运动项目性质进行区分，经过培训后上岗。”杜晓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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