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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约前281年—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的宗室公子，又称公子非。思想家、政治家，提出“法”“术”“势”三者并重的治国思想，被公认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著作被收录在《韩非子》中。韩非年少时闭门读商鞅、申不害等法家著述，欲变法于韩，图谋强国，但所谋始终不被韩王接受，反受到排挤。又在荀子门下求学，学成后著《五蠹》《孤愤》等名篇，秦王嬴政读后十分赏识。秦将要灭六国一统天下，韩非子为韩国入秦，被杀。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中，一直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作者：国馆

公元前235年某夜，秦王嬴政伏在桌案前，就着微弱的灯火，细细捧读两册书简，读罢感叹道：“如果寡人能见到此人，跟他交谈一番，那死也无憾了。”

此时，嬴政26岁，已经继位为秦王13年。在位的前十年，吕不韦等重臣威权过重，威胁王权，一直是他的心病。四年前，他相继铲除了吕不韦，车裂了嫪毐，清除了这两人在秦国的余党。而他捧读的《孤愤》、《五蠹》，讲的正是如何防备权奸害国，如何以法治国的策略，叫他大有相读恨晚之感。

▲ 秦始皇画像

这时，候在一旁的李斯告诉嬴政：“这是韩非所写。”嬴政追问：“韩非，何人？”

李斯回答：“韩非是韩国公子，曾经与臣同门，一起师从荀子学治国之法。论治国才能，斯自以为不如非。”他接着又说：“臣有一计，可以引韩非入秦，与大王共谋天下事。”

第二年，秦王派兵攻打韩国，韩国形势危急，不得已屈服，派韩非出使秦国。

秦王见到韩非，大喜过望，以为终于可以共谋大计。但韩非见到秦王后，却一心只想为韩国谋条生路。秦王因此猜忌韩非只为韩国谋，而不愿事秦，又被李斯等人蛊惑，遂将其打入狱中。后来，竟被毒死在牢里。

▲ 韩非子画像

主辱而臣苦

《史记》载：“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韩非是韩厘王的庶子。

韩厘王统治下的韩国，司马迁在《史记·韩世家》中描述得很简单，但很清楚：“厘王三年，使公孙喜率周、魏攻秦。秦败我二十四万，虏喜伊阙。五年，秦拔我宛。六年，与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败我师于夏山。十二年，与秦昭王会西周而佐秦攻齐。齐败，愍王出亡。十四年，与秦会两周间。二十一年，使暴救魏，为秦所败，走开封。二十三年，赵、魏攻我华阳。韩告急于秦，秦不救。”

韩厘王在位期间，被秦国连年攻打，丧失了大片土地。后来干脆沦为了秦国的附庸，甘心做马前卒，却又招来了东方诸侯的愤恨。东方各国打不过强秦，就拿韩国做出气筒。可作为靠山的秦国又靠不住，总是隔岸观火。韩国就这样在夹缝中受尽窝囊气也无法求得一线生机，真可谓“天下四击，主辱臣苦”。

韩非子正好出生在这个屈辱的时期，新生的啼哭伴随着前线兵败的战报，一起传入韩王的耳朵。他从小就看着父亲韩厘王整日都在哀叹，也看着大臣们总是讨论如何割地求和，如何匍匐在秦国的脚下苟且偷安。对于韩非子来说屈辱简直是与生俱来，而且根深蒂固。所以他从小就一直希望韩国能够强大，保持最基本的尊严和体面。

可韩非子生来口吃，从小就被其他公子所排斥，他只好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书，养成了骄傲而孤独的性格。

韩非子最喜欢读商鞅、管仲、申不害等法家的书。他羡慕管仲能够遇到齐桓公，让齐国成为天下霸主；也钦慕商鞅能通过变法让秦国崛起，窥视天下。当他看到申不害曾经在韩国变法，如今羸弱不堪的韩国也曾经让天下诸侯侧目时，感到无比兴奋。他渴望自己可以让韩国重新强大起来。

申不害在韩变法的历史对韩非子来说并不遥远。公元前351年，即大约韩非子出生之前的七十年，魏国大兵压境，韩国危在旦夕。从韩王到群臣全都束手无策，申不害临危受命为相，主持变法。

申不害变法的第一件事就是限制贵族的权力，集中王权。同时进行吏治改革，加强对官吏的监督和考核，以“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为准则，确保国家公器不会沦落成为贵族谋私利的工具。随即进行了军事改革，极大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又大力鼓励农耕，开荒种地，并提倡鼓励发展手工业，有效增加了国家的财富。申不害在韩国主政十五年，让韩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曾经任人欺凌的韩国，在此期间，拥有了短暂的独立与尊严。

申不害特别重视“术”，即强调君王在治国时驾驭和管理臣子百官的手段，这是对法家学说的又一次补充，让韩非子深受启发。

很可惜，申不害的变法和韩国的强大就如昙花一现。如今的韩国，境况更远不如当年。朝政依然控制在私欲膨胀、贪得无厌的贵族手里。他们饱食终日，根本不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心上。眼看韩国覆灭就在旦夕之间，韩非子多次上书劝谏韩王，要求像申不害当年一样变法强国，以图求存。

▲ 申不害影视形象（图 | 《大秦帝国》©）

可韩王对韩非子的建议并不热心。韩非子又将历史上兴衰的故事总结起来写成《说林》，呈现给韩王，韩王依然无动于衷。

倒也不是韩王没有意识到处境的艰难和改革的必要，实在是因为韩国已经积重难返，他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变法可能遇到的阻力和要付出的代价。

韩非子提出的主张，确实是能够强国的利器，但同时也会严重侵害贵族和权臣的既得利益。他们操控着国家机器，势力庞大，如果连韩王都不支持韩非子，那他所主张的变法，无疑就是一条孤独而艰难的路。

韩非子在《问田》中记载了他和堂谿公之间的一段对话。

堂谿公劝韩非子韬光养晦，为了自己的安危隐藏智谋，做出谦逊守礼的样子。吴起在楚国变法，楚国变得强大，后来吴起不被重用，楚国就走向衰落；商鞅之法在秦国贯彻实行，秦国就变得富庶强大，成为天下的雄主。但吴起和商鞅的结局呢？吴起死于乱箭之下，商鞅更是被五马分尸。

“你现在企图在韩国推行法术治国，设立规章制度，这会给你带来生命危险。一个人不顾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远大前途而去冒险。设身处地为你着想，我觉得不可取。”

韩非子知道堂谿公说的都是事实，也是大部分人所认可的道理。但他不愿意，甚至是鄙视为自己一人的利益而明哲保身。他明确表示要为国家立法规，图强求存，哪怕是因此而招致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韩子曰：“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见民萌之资夫科身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

——韩非《问田》

堂谿公是久经沙场的官场老油条，首先想的是个人的荣华富贵和生命安危，韩非子一心只想让韩国变得强大，免受被欺凌之辱，自己的生死可以置之度外。

这倒不是韩非子有多伟大，而是由他的思想主张所决定了的。

其实他不仅不顾及自己的生命，天下苍生的生命安全，他都可以不顾及。

根据韩非子的主张，在他的法和术的体系下，从王侯将相到贩夫走卒，当然也包括他自己，都是国君治理天下的工具。他们就像一个一个的零件，在法与术的安排下，各就各位，按部就班，实现天下大治。

图 | pexels-jplenio ©

很多人认为，韩非子思想的精神内核源自老子。韩非子著有《解老》《喻老》两篇，是他对《道德经》发表的看法，也是现存最早的注解《道德经》的文献。所以司马迁把韩非子的思想根源归于黄老，并将其传列在老子、庄子之后，说他“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大家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也说：“太史公以老子、韩非同传，于学术源流最为明了。”

当今历史学教授易中天则说得更具体，他认为老子的思想包含了“有为”和“无为”两部分，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底子是老子的“有为”。庄子是把“无为”发展到极致，因此生出了自由、宽容和自然。而韩非子是把“有为”发展到极致，后来就生出了专制，甚至演变成苛刻和残忍，不近人情。仔细分析，老子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寡情之人，老子提出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就是主张统治者对老百姓，应该像天地对待万物那样，不闻不问，不偏不倚，这是无为，也是“无情”。法家把这种“无情”发展到极致，就是残忍、专制。

韩非子比老子更寡情，为了达到自己心中的宏大目标可以漠视自己的性命。韩国当下所面临的情形，也确实容不下他对感情有丝毫的眷念。他必须要拔情绝欲，一心推动韩国变法富强。他将复兴韩国，延续韩国祭祀香火视为自己的使命，用他在《解老》中的话说就是“为人子孙者，体此道以守宗庙，宗庙不灭之谓‘祭祀不绝’” 。

韩非子非常痛恨儒家对“仁、义、礼”的宣扬。在他看来，儒家要提倡这些，无非是出于虚伪和狡诈，试图对人内心真正的想法和情感进行粉饰。这让很多内心本来毫无忠信可言的人可以通过礼节来伪饰自己，假装成忠信的样子，在名利场中为自己博取私利。如此，则到处都是伪君子。天下怎能不乱呢？所以他认为礼是“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

图 | pexels-darwisalwan ©

韩非子的变法主张得罪了权贵，他对儒家学说的抨击，又让天下的读书人非常不满。这让变法强国的路更加举步维艰，他不得不凭借一己之力，既和既得利益集团中的权贵斗争，还要和儒家做思想上的较量。

可他只是要争取韩王的支持，就已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位的韩恒惠王没有像秦孝公那样敢于向权贵开战的勇气和魄力，要让自身做到清心寡欲，一心只变法图强，他更万万做不到。

但是韩国所面临的情况却日益紧迫，现实逼迫得韩非子不得不走上了一条越来越激进的路。

图 | pexels-chanwit-wa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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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以图存

公元前262年，一封战报传递到韩国宫廷，韩桓惠王看了忧心忡忡又无可奈何。有杀神之称的秦将白起几乎毫不费力地就占据了野王城。野王城位于上党郡和韩国本部之间，野王城陷落，上党就成了一座独悬在外的孤岛，已然成了秦国的囊中之物。

形势危急，可群臣都沉默不语，韩桓惠王哀叹一声，他能想到的也只有尽早认怂，干脆主动把上党郡献给秦国，或许还能求得暂时的苟延残喘。

上党郡是战国时各诸侯都看重的战略要地，据《国策地名考》：“地极高，与天为党，故曰上党。”韩、赵、魏三家分晋时，三国各占据了上党的一部分。秦国西扩以后，上党又和秦国接壤，是三国与秦之间重要的缓冲地。

如果秦国占有上党，以此为基地随时可进攻韩、赵、魏，三国之中又以韩国最弱，自然会是秦国的首选目标。

韩非子听到韩王要把上党拱手送给秦国的消息，第一时间跑去见韩王。激愤之下，口吃更加严重，话没说完，先把自己急得面红耳赤，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

无论韩非子多么焦急，他都无力改变任何事情。

韩非子想不通，上党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怎么可以说让就让！此时的韩王已经被吓破了胆，一心只想尽快安抚秦国的怒火，暂保苟安，根本听不进别的意见，满朝的大臣也想不到任何办法。倒是上党郡守自己想了条出路，他带着上党郡的守军和百姓直接投降了赵国。上党郡守为何会做出如此选择，几乎已经成谜。有人分析这是韩国的计谋，对外声称是因为上党的百姓不愿归附秦国，其实是想嫁祸给赵国；也有人分析是因为韩国实在是太过贫弱，上党郡为求自保选择投奔赵国，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当时的赵国，确实有和秦国一战的实力。

消息传到韩国王庭，上下一片恐慌。生怕这下彻底得罪了秦国，当即就有亡国杀身之祸，只知道绞尽脑汁想办法除了上党还有什么可以讨好秦国。

赵王在得知自己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得到上党时高兴得不得了，立马就派人接收了。秦国震怒，举全国之兵和赵国争夺上党，赵国派出老将廉颇应战。秦军远道而来，想要速战速决，廉颇星夜兼程率先赶到上党，坚壁清野，广筑防御工事，坚守不出，试图以逸待劳，让秦国知难而退。这确实是秦国的软肋。

秦国派了大量的间谍到赵国散播谣言，说秦国最担心的就是赵国派赵括为将。赵王本来对廉颇保守的战法已经心生不满，当即就轻信了秦国的谣言，撤回了廉颇。可赵括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庸才，到了上党前线第一时间就全盘否定了廉颇的策略，选择全线出击，正中秦军急于求战的下怀。于是乎，秦国和赵国在上党拉扯三年后，最终“秦拔赵上党，杀马服子卒四十余万于长平。”

赵国四十万精锐被坑杀，从此元气大伤，几乎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