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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通过银行App购买的理财产品，钱没挣多少，却损失了一大笔手续费；买了300万元的私募股权基金，却发现该基金约定投资的合伙企业管理人携款跑路了；把钱给了信托公司由其负责向某个单一公司贷款使用，最终这笔钱被该公司挪用偿还债务，投资打了水漂……在一群懂法律又懂资本操作的“金融玩家”面前，一波又一波的投资者“踩坑”了。近日，记者从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浦东法院”）获悉，该院从2013年11月至2023年10月共受理涉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商事案件11.14万余件。其中，2021年以来私募类委托理财纠纷案件数量不断攀升，全面覆盖销售、托管、管理、退出等各个环节。“基于传统金融业务衍生的资产证券化、信托收益权等金融产品以及多层嵌套、明股实债等新类型金融交易产品层出不穷。”浦东法院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十周年金融商事审判工作白皮书》中指出，金融交易结构更为复杂，给法院审判、调查都带来了难度。银行App上点一点，理财产品买“岔劈”陈某某是上海银行的客户，他在2019年7月11日20时左右，自行通过上海银行手机App购买了某款基金产品，确认金额为191万元。然而，他很快发现，自己买错了。“我想买稳健一些的理财产品，却操作失误，买成了浮动收益的基金产品。”陈某某说，自己在4天后的7月15日到上海银行金汇路支行的柜台向工作人员询问情况，但未获回复。于是，他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拨打银行客服电话寻找补救办法。在与电话客服确认“当日赎回不会产生资金损失”的情况下，他在客服人员指导下，于7月15日9时左右提交了基金的赎回申请。一来一去，4天时间，陈某某的191万元，变成了187万余元，损失了3.6万余元。陈某某说，上海银行手机App上基金产品及风险提示不够明显，有关基金申购、赎回两笔手续费的提示在二级菜单上，且银行工作人员也未对相关情况进行告知。根据法庭后来的调查确认，陈某某的这次“误操作”，实际上是产生了10868.32元的基金产品收益的，但扣除1%的申购手续费18910.886元和1.5%的赎回手续费28529.362元后，他就“亏了”。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商业银行开展代理销售基金和保险产品相关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曾对商业银行在代销过程中的风险评估义务等作出过明确要求。在陈某某案中，上海银行金汇路支行工作人员未与陈某某进行有效沟通，且未提供理财顾问服务，而是让客户拨打客服热线来寻求指导。此外，客服热线录音显示，客服表明“有关赎回手续费用，指的是投资者卖出基金需要支付的费用比率，并不是按照本金来计算的。正常来说应该是按照收益来算。”在陈某某提出“我现在没有亏损，赶紧把它清零了”时，客服表示“可以，您可以把它赎回出来”。法院认为，银行无法证明其尽到了“合理的解释说明”义务，故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最终法院酌情判令上海银行赔偿陈某某损失19020元，此外，陈某某自己也要对操作失误等承担部分责任。私募基金投资的企业执行人卷款失联朱某某于2016年6月认购了钜洲资产管理公司的私募股权基金300万元，并拿到了钜洲公司实控人钜派投资集团出具的资金到账函。这笔钱约定主要用于投资某有限合伙企业，再通过该企业对某上市公司进行股权投资。该有限合伙企业后来被确认为钜洲公司参与合伙的新公司“广州天河明安万斛投资合伙企业”。这家公司由北京国投明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任执行合伙人并委派钟某为代表，执行合伙事务。问题就出在这一中间企业身上。2019年10月28日，钜洲公司发布临时信息披露公告称，钟某恶意挪用基金资产并已失联，钜洲公司已报案。朱某某的投资款，从表面来看是拿不回来了。但浦东法院一审和上海金融法院二审均判决钜洲公司赔偿朱某某损失300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45万余元。“投资者把财产委托给基金管理人通过专业管理获取投资收益，双方之间形成信义关系，基金管理人对投资者负有信义义务。”该案承办法官陆剑平介绍，信义义务因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也成为了判断基金管理人是否违反信义义务的难点所在。本案中，法院从钜洲公司募集销售阶段违反适当性义务、投资阶段未尽审慎投资义务、管理阶段未尽专业管理职责3个方面，最终认定该公司未尽信义义务，须承担赔偿责任。比如，在募集销售时，钜洲公司没有提供有关投资者风险测评的证据，仅让朱某某在缔约过程中签字确认自担风险，就是未能妥善履行适当性义务（即证明投资人是否未适当投资人的过程）；在投资阶段，钜洲公司连新成立的天河明安万斛公司出现原合伙人退伙、新合伙人入伙等事项都不清楚，不能说明登记合伙人与协议合伙人不一致的原因，也未将变更情况告知投资者，还贸然发出划款指令，显示其未尽审慎投资义务；在管理阶段，钜洲公司未跟踪基金募集款的流向、未向投资者披露股权代持情况并核实，未督促回款，显示其未尽专业管理职责。为此，法院认定，钜洲公司未尽信义义务，钜派公司对其违法代理行为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私募类委托理财纠纷数量攀升，多层嵌套等手段层出不穷上海的浦东新区，是全国金融案件受理、审判的高地，这里金融企业集聚、金融纠纷案件、诉讼案件数量大，对相关法律服务水平的要求也高。仅以浦东的陆家嘴金融城区域为例，这里有900余家持牌类金融机构，占上海总数50%以上。全国138家证券公司中，超过四分之三在陆家嘴设有机构，全国150家期货公司更是有87%在陆家嘴设有机构。此外，还有5000多家融资租赁、股权投资、金融科技等新兴金融机构遍布金融城。记者从浦东法院获悉，该院受理的金融借款纠纷数量多年持续增长，到2021年达峰后基本稳定；融资租赁纠纷自2016年开始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而2021年以来，私募类委托理财纠纷数量呈现“不断攀升”的态势。“投资理财类涉众性金融纠纷数量也在持续攀升。” 浦东法院金融审判庭副庭长余韬介绍，这类案件具有投资者人数众多、涉及当事人范围较大、诉讼请求高度重复以及矛盾容易激化等特点，其中私募投资基金类案件数量、标的额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以往银行融资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情况发生了扭转，“多主体多渠道融资”成为一种新现象。各类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第三方支付机构、互联网金融平台涉诉不断增多。浦东法院金融审判庭副庭长余韬介绍，当前，银行类纠纷从传统的借款合同开始向服务收费、产品代销、银行理财等领域延伸。基于传统金融业务衍生的资产证券化、信托收益权等金融产品出现了多层嵌套、明股实债等新类型金融交易产品，“产品层出不穷，金融交易结构更加复杂，使得法院在金融商事案件审判中准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面临更多困难”。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网络借贷、助贷业务、电子保单、互联网理财等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发展，引发了诸如电子交易管辖确定、合同主要条款及相关权利义务提示、告知义务履行、电子合同签名真伪及数据完整、电子证据固定和效力认定等问题。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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